6月14日傍晚，德国总理默克尔乘专机返回柏林，以沈阳为终点，结束了为期3天的访华之旅。随着“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进一步对接，双方的合作热度再度攀升。 实际上，早在2013年，沈阳机床集团就推出了具有工业4.0理念的数控机床系统，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随着这款名为i5的数控系统逐步打开国内市场，i5及其背后的研究团队也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i5”是由上海研究院副院长朱志浩带领一群80后年轻硕士历时5年自主研发的产品。其名称来自5个英文单词—Industry（工业），Information（信息），Internet（互联网），Intelligence（智慧）和Integration（集成）的第一个字母。 2013年，应用i5系统的数控机床进入市场，并且很快受到大批民营企业的欢迎。近两年，全球的机床工业都在经历衰退，中国机床工业也被认为是出现产能过剩。而“i5”数控机床的销量，却在这时“逆势上扬”。2015年4月，数控系统巨头发那科迫于竞争压力，把同类系统的价格下降了20%。 i5系统不仅打破了国外数控系统的技术垄断，更是超前地具有工业4.0理念的系统。例如，i5使机床在加工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传送的数据。于是，i5机床就成为一个智能终端，通过可以存储和分析大数据的云平台，就能够解决成本核算、远程操控等问题。 今年，沈机将联手神州数码在全国建30个“i5”智能工厂。他们所有的机床将接入iSESOL云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 2007年，沈阳机床集团联合中科院计算所，日本安川公司以及一家欧洲公司，开始开发自己的数控系统。沈机董事长关锡友请自己同济大学的师兄朱志浩主持研发。1年后，由于最终认识到外国公司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告诉别人，研发团队下定决心从基础开始做出自己的系统。 很难想象，i5系统最后是由2名高校老师和7名对数控机床并不了解的研究生“边做边学”研发出来的。朱志浩选人的标准很简单：年轻人、能干事、没有被“框框”束缚住。最终，这批年轻人果然不负众望，他们研发了把作业计划、生产调度、设备管理、成本核算等信息系统全部集成在机床上的算法和软件，研发出双向补偿技术，使机床的加工精度不低于日本的产品。 目前，“i5”数控机床的已有用户主要分布在江浙地区和珠三角一带（零星用户已遍及全国），以民营企业为主。其中珠三角地区的用户集中在3C（通信和消费电子）行业。为了满足3C行业的制造需求，沈机专门为3C行业量身定制了M1智能高速钻攻中心，其加工精度、效率与使用发那科和西门子数控系统的机床不相上下，而且占地面积小，成为“i5”数控机床销量增长的主力。 沈机上海研究院市场部副部长万德科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除了技术上打破垄断，沈机还利用融资租赁、更便利的售后服务等种种策略进一步打开市场。“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破客户对国外品牌的依赖”。 深圳锐鼎制工是一家生产手机金属结构件的企业，去年9月开始使用沈机的i5系统，并签署了战略协议。沈机新的机器会提供给锐鼎使用，而且，如果一些新的生产工艺需要用沈机的设备来实现，后者将会免费提供。另外，沈机还为锐鼎提供一个常驻的技术团队。 锐鼎制工常务副总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沈机的系统能够实时把所有机床的信息，比如刀具的寿命，产品的品质状况等输送到办公室，将来还可进一步互联网化。 从i5数控系统，到一个普通的生产车间，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体现出极大的内部落差，大部分企业远远没有到转型升级工业4.0的时候。 广州机械研究院院长黄兴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说，“工业4.0”并不包含革命性技术，它是将各国已有的技术打包整合成一个新的工业系统，包括工业机器人、射频识别、3D打印、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等。“万物互联”是其核心理念。但是，目前所说的“机器换人”乃至“无人工厂”离工业4.0的概念还有很远的距离。 黄兴认为，未来5-10年，“工业4.0”只能是示范工程。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很多企业还在2.0的水平，3.0的企业都不多，如果一窝蜂地追求欧洲提出的工业4.0理念，反而可能削弱制造业的竞争力。 机械工业研究院副院长石勇认为，目前的机器换人趋势，首先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更重要的就是为转型升级做准备。黄兴对记者表示，工业4.0意味着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珠三角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对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很有利的。 随着机器换人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内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的劣势也愈发突出。广州数控高级总经理李伯基曾向媒体表示，如果核心零部件全部依赖进口，国产机器人90%的成本将掌握在国外机器人厂商手上。 随着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安川和发那科等企业深入中国市场，中国如何在核心技术上快速追赶对手呢？ 近年来，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来获得国外企业的核心技术，然而这种并购往往受到各种条款限制，中国企业无法顺利获得对方的技术所有权。石勇认为，即使不能把技术兼并过来，也应考虑公司兼并，因为技术都有溢出效应，有了公司兼并，双方自然会有许多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学习。 很多情况下，与外企的技术交流要比想象中的困难。前文中沈机最初与欧洲一家公司的合作就是典型的事例。合作开发中，由这家公司打包向上海团队提供底层技术，但所有的数据和代码一律不向中方开放，唯一开放的内容是人机界面和译码的一部分，上海团队可以在对方提供的开发包上进行二次开发，但这些工作都没有涉及到数控系统最核心的部分，只是边缘性开发，例如修改用户界面中的文字或图标颜色。 除此之外，该公司的高层还对上海团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拒绝与中方的技术人员探讨任何有关技术问题的细节，同时也禁止他们的工程师对这方面的内容作出介绍。 经过大半年的合作，上海团队深刻地意识到“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其实根本没有换来技术，因为外方根本就不会把核心技术交给自己。想要掌握核心技术，就只有自主研发一条路可以走。 石勇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技术创新有三类：第一个是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第二个是中科院提出的集成创新，就是把模块化产品集中起来再创新；第三个是科技部提出的原始创新，特指高科技、搞研发。珠海2017年或2020年的规划里侧重于第一种创新，但未来，三种创新方式应该要全面开花。 6月13日，西门子与几家中国大型企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在钢铁、船舶制造、电子和航空航天领域实现强强联手，布局智能制造。这是此次默克尔访华的成果之一。 对于中德的制造业合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分析称：“德国有其技术优势，中方在资本和人力资源上有优势，还拥有规模巨大的市场。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不仅对中德制造业的升级有利，甚至对全球的制造业发展都会起到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