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II网讯 6月18日，“2015中国互联网应用创新年会”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陶少华出席并代部总工程师张峰致辞。中国互联网协会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人民邮电报社总编辑武锁宁致开幕词。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高新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原所长陈小洪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年会围绕金融、交通、医疗三个“互联网+”的重点领域邀请相关行业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400余人出席，共商跨行业协同推进“互联网+”大计。

　　陈小洪指出，“互联网+”和“两化融合”都需要企业，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互联网+”和“两化融合”本质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或者说互联网化的融合，要求企业在其所有层面和环节，做好从底层架构、基础到应用，从战略到管理，从技术到产品和服务，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工业和信息的技术，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管理，围绕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目标的全面融合和结合。

 

　　以下是陈小洪演讲实录：

　　尊敬的高理事长，武社长，陶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2015中国互联网应用创新年会上致辞和发言。我的致辞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我祝愿，我也相信我们这个会议会获得成功，不仅在会议上交流会成功，由于是邮电报社最后主办单位，还能在会后把我们会议上交流的思想成果传播出去，发挥+的效果。我讲的主题是今天的主题，协同推进“互联网+”，主要从管理的角度，讲一讲企业“两化”融合的关键问题。

　　第一，“互联网+”和“两化”融合都需要企业，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互联网+”和“两化”融合本质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或者说互联网化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讲企业“两化”融合，我理解是企业在其所有层面和环节，从底层架构、基础到应用，从战略到管理，从技术到产品和服务，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工业和信息的技术，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管理，围绕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目标的全面融合和结合。既然是这么复杂的问题，必然就需要管理，我们讲“互联网+”是创新，创新也需要管理，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有一位华为的专家写的文章，介绍华为的哲学，他们分析了华为，华为不太喜欢用“创新”这个词，他们是用拒绝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要踏踏实实的做，才能真正形成技术能力，从而有真正的创新，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认为他们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但是也有企业说华为所有创新原创都不是它的，它是乌龟，是跟在人家后面不停往前爬的。我认为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是一个组织围绕一个目标实现的协调。我刚才说了，“互联网+”也好，“两化”融合也好既然是这么复杂的过程，没有管理不行。企业需要管理，政府也需要管理，政府的管理是政策的管理，政策的协调，是企业和政府，和社会互动理顺关系的引领。我的第一个观点，我觉得需要有效的管理。

　　第二，理论分析表明，在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深刻领会。理论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理论，一个是技术论，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管理学，技术论大家知道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一、技术是人造的系统，是人的力量延伸，信息和信息技术是技术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技术的要素，资源要素主要是三个，能源、材料、信息，我们讲一个机器也是三个东西离不开，动力机、工作机、信息控制系统，不管过去是用电还是用计算机，还是以前用机械的传动装置，都是信息的控制，但是控制方式不一样，这是一个观点。而且随着技术进步，这些元素和资源的作用不断变化。二、最近关于技术理论分析指出，技术是结构性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体系的各个方面。另外它是可分的，同时又可以组合起来，这样技术系统就能发展，在这个当中，信息和信息技术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学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考量，一个观点是认识了知识是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要素，早期是强调劳动和资本+土地，资本论就讲这三个。后来就发现知识越来越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来的，应该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现在叫内生增长式的经济学，知识大家知道与信息分不开，这是一个基本观点。第二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一个企业的规模和组织是跟交易成本有关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信息成本，它是搜集信息，评估信息，包括要考虑成本费用。所以企业是要讲效益的，要讲成本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就会变化，当你的技术不影响交易成本，它的交易方式都不会变化。第三个观点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以后蓬勃发展，一个是发掘信息的中观性，但更重要的是信息行业，信息产业特殊的东西，这个特殊其实没有跳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行业领域特别特殊，比如外部性，我参加你这个网络，不是因为我直接获得了效益，还有附加的因素，是因为别人也参加了。所以为什么领先网络越来越大呢？因为别人参加，而且参加的比别人多，正反馈，因为任何一个物理的，我们享受的服务，总的来说是三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物流层面，一个是你需要的功能层面，可能是汽车，可能是住房，可能是穿衣，可能是餐饮，也可能是电影，信息又分信息传输成本，信息服务和能够成本，还有支撑性信息处理的成本，所以整个成本的结构不一样，就影响整个行业。另外非信息的物理因素是次要的，它并没有跳出信息经济学和目前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只是更突出，所以经济学家不是有争论吗，实际上这个里面是有结论的，但是原来因为不突出，现在突出了，所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信息经济学快速发展。信息经济学提出一些新东西，由于信息要素越来越重要，信息要素越来越发展，所以信息经济学理论成为影响现在经济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认识我们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影响，对它的边界和总体地位会有帮助。

　　三是管理学。管理学主要研究组织效率，管理学相对于技术论和经济学来讲应用性更强，它给我们比较大的认识，为了让这个组织有效率，组织是客观存在的，必须分工和协同，分工协作要有一套方式协调起来，这跟技术和各方面有关系，其中信息获取和掌握是关键。第二，它不仅仅提出这个概念和体系，比较早的提出是一百年前泰勒科学管理，他是从微观角度，分解分解分解，计算计算计算，最后奠定管理的基本基础。还有是（法耶尔）指出企业要管理，要有目标、计划、分工、授权、控制，才能构成体系，应该说这些到现在都是起作用的。现在的管理就越来越深入了，比如管理、组织和计划，组织就包括组织和计划，然后现在强调留存，留存就是让组织分工协作落地，而且有效率，这些都和信息技术进步有关系，包括流程的作用，各个要素都发生变化，甚至有的人说架构不重要，流程是重要的，其实都重要，在有时候流程最重要，但是有时候架构就非得变不可，想阿里巴巴架构和别的企业就不一样，它在业务模式组织模式都发生变化了，数据也越来越重要了，在管理当中一个是协调，一个是干什么用什么，也就是你提供什么服务。以前你或者没有数据，或者掌握不住，或者没法沟通协调，所以这个是连起来的，这样管理系统就演化到越来越复杂的现在，但是如果我们做比较，比工业化时代和现代，我们大家讲信息化是五六十年代以后开始的，互联网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现在我们进入互联网新阶段，+的阶段，物联网，你把这一二十年跟三十年代以后到九十年代为止做比较，你会发现有巨大的变化，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是我今天想强调的。比如组织还是讲分工，还是讲协调，还是讲控制，但是更扁平化，更有弹性，企业边界发生更大变化。比如讲流程，还要讲流程，而且越讲越深入，越细致，但是更有弹性，而且先进的东西更有重复性，可以做乘法。比如说技术变化比较大，有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也有共性的东西，数据当然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原来都没有数据，现在数据海量。但是模型也发生了变化，数据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模型也有共性，也不是没有。所以我讲的意思是我们要看到变化，也要看到它们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所以从理论上要梳理一下。

　　第三，我们要推进“两化”融合，包括“互联网+”，要扎扎实实做上去，我觉得我们需要系统思维而且还要抓关键，抓重点。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是我们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企业组织，业务信息技术各自的变化，相互的影响，围绕着企业战略调整，竞争力提升，这是关键问题。杨会长组织“两化”融合的课题，他搞了一个企业组织的办法，也起了一些作用。二、我们现在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或者叫物联网，智能互联时代，企业内外部关系都会发生变化，也为我们提出很多挑战。三、智能决策问题，这方面和前面相比有的是融合的，有的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些关系怎么处理，一个是我们要重视，要有工具，要有合适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工信部搞“两化”融合的管理办法，我认为就是要提供工具帮我们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工具还不够，那个工具是给了一个思路框架，要围绕一些重点抓哪些问题，但是没有形成鸭梨这样的工具，真正帮你分析这个系统，那有没有这个工具，有，搞信息化的人都知道EA，就是企业架构式的，华为它搞的就是EA，就是用EA的方法来做，EA就是IBM提出来的，他用EA整合美国政府信息系统，使这个标准更完善，它是一个信息化的分析工具，现在用信息化工具，软件化工具帮我们搞设计，帮我们搞管理，本身就是我们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它跟决策有关系，这是高级的东西，是决策工具。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要开发推动有用的工具，我们工信部已经在抓了，但是还要往前推。

　　二、要抓紧推进工具和方法，而且要结合国情进行改造，日本早在上个世纪就结合国情结合了改造，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再加上现在又有云和大数据，也要讨论技术、业务、组织流程各方面的关系，也要进行改造。利用政府支持的项目，包括一些示范，真正做深入，把工具搞好，它的作用会非常大。大家都可以做，否则是概念，逻辑很弱，当然那个很重要。

　　三、怎么看待未来的物联网对这个时代带来的挑战，这个问题我没有太深入研究，但是我看过哈佛大学（沃特）教授搞的战略竞争力，他分析过智联互联时代工业企业有什么变化，他发现内外部都变化了，但是他同时发现只要企业转变观念，这个变化对你来说是挑战也是机会，而且过去有效的管理手段，特别是管理思想，包括战略方面的分析，都对你同样有用，但是你要调整边界，调整范围，要进行改造，所以他的研究就研究智联互联时代企业关系的变化，除了告诉我们它有不同以外，也告诉我们相同之处。因为我们对未来越来越糊涂，我那次开一个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公司讲完以后其他企业都呆了，华为内部有一个争论，说无人汽车时代，到底是宝马、奔驰说了算还是谷歌说了算，他们内部高层是两种意见，任正非说是汽车公司说了算，当然把说的汽车公司不是说现在的汽车公司，是从基本功能的角度，当然他的观点也不一定对。

　　四、我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应对挑战。我讲三个例子，大家知道海尔，应该说它们“两化”融合做的不错，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竞争力的，跟互联网时代相协调的体系，证明中国企业有能力做到这个。华为也有类似的案例，很多公司，不止这些。另外还有沈飞也做的很好，我们中航为什么这几年开发做的很好呢，他们都是用EA的方式推进企业的发展，因为它最复杂的是解决技术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在八十年代朱镕基当经委副主任的时候讲的，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管理，而且要结合，不结合不行，包括要协调。这些例子都摆在面前，国企、民企都有。第三个例子，阿里就表明结构完全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它有很多很好的原则，其实你仔细看，优秀的工业化时代很多企业一样是这些理论，包括任正非提的观点，不让雷锋同志吃亏，这是很重要的观点，这是三十年代美国做试验就做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它很好的一面，也看到它学习的一面，它的大数据也是学习国外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然后它自己有一些基本点抓的比较好，但是我们国企反而有些做的不够，需要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证明我们中国企业能够应对挑战，能够做的好，证明这些道理都是存在的。比如说你的基础管理和信息化，和互联网是什么关系。比如你需不需要好的工具，哪些你要传承，哪些你要变革和创新，这些都给我们启发。

　　最后我提点建议，一、企业“两化”融合也好，“互联网+”也好，我认为要补工业的课，赶信息化的车。2.0、3.0都搞不好，4.0能搞好吗，原来可以自娱自乐，以后就不能自娱自乐了，除非你不要互联网，所以你必须要上去。去年提2025我就说不要提什么2025，中国企业赶不上去，人家也不会用你的，就像现在耐克很多鞋都是在印度那边做了，不认中国人做的了。二、我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做得好我们就可以赶上去，在某些领域还是可以弯道超车的，但是赶上去是第一位，赶得跟它一样的水平，现在别人还是认为你比较差。三、我认为我们国家政府抓的标准非常必要，不管是云服务，云外包，不管是EA的应用，政府要抓标准的制定，发动企业一起搞，不要搞成自娱自乐的东西，开放式的搞，让大家尽快学习补习推广，没有工具不行，工具是时代划分的标志，过去我们讲生产力标志不就是讲工具吗，青铜还是铁器，现在计算机不也一样吗，也是工具。四、我们的工业企业，我们信息服务企业，各方面合作，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架构系统，包括工具，要成为有话语权的，专业化，综合性，不同类型的企业。五、要完善有关的法规，来推进“互联网+”和“两化”融合，首先是基本的商业法规要完善，这是我们工业化时代缺的最大的平台，大家说中国人不诚信，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商业化时代别人已经解决的法规和诚信，中国人不觉得侵权犯法有什么不得了，这个还不仅仅是法，包括司法体系，执法体系，所以这次深化改革就强调要法治，要建立巡回法庭。但是光有商业法规不够，行业法规也要跟上，像美国是信息共享，人家就是那么具体，比如对外投资信息，美国是各个部管各个部的，比如对外投资，金融是财政部管，农业是农业部管，交通是交通部管，能源是能源部管，有时候审查一些东西，分一些类，有一些是自由化，但是自由化信息都要收集。如果我们这些东西不上去，“两化”融合，“互联网+”都很难上去，一些问题也很难解决。另外我们要针对信息化和互联网本身搞一些东西出来，工信部在这方面要起作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太浅，研究不深，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我们是有条件的，多花点钱整理一下，这样我们在法规建设加快一步。另外还有管理规则也要解决，社会学家认为有三个规则，一个叫法律，是强制性的，一个是团体规则，行规，我们这些人要认的。三是价值观道德的东西，前两个需要政府推，第二个在国外是民间协会来推，然后跟政府互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以后，力量就会比较宽，而且会比较快的调整这些东西。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