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平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各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结构都开始了服务化转型，有人称为二次转型，即从农业等传统产业向工业化为第一次转型，从工业化向服务业称为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过程中，工业化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有着巨大的效率差，工业部门在效率数十倍于农业部门，因此只要能够快速发展工业部门，则工业化发展就能成功带动整体经济结构的向现代化过度，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突破贫困陷阱。二次转型则不然，因为大量的服务业的效率都比工业低，特别是后发国家的服务业效率往往只有工业部门效率的一半多。如中国的服务业统计中主要包括一般生活服务如批发零售、餐饮住宿、铁道交通运输邮政、房地产服务等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效率低，而且大多为不可贸易部门，缺少“规模效率”，因此经济结构服务化不仅仅是提高服务业比重，更重要的是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即金融、信息服务、研发、教育、医疗、文化娱乐休闲体育、公共服务等促进效率提升。

　　现代服务业主要服务于人，即提高人的广义的人力资本，从而也推动一国的创新。在中国的服务业大分类中除了金融为现代服务业外，科教文卫体、公共服务都只放在其他项目中。尽管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比达51%，但服务业效率低，而且服务于人的现代服务业仍没有完全纳入发展的目标。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如何提升服务业效率和其服务于人推动创新则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

　　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对应的贸易特征就是服务业不可贸易性质，因此国际贸易基本上是建立在商品贸易的基础上，服务贸易发展缓慢，一般多为跨境旅游等项目，因此服务业作为不可贸易部门就很难有规模-效率的提升，只能通过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通过服务业价格上涨获得服务业的价值增长。鲍莫尔称服务业价格上涨的特性为“成本病”，不认为服务业具有效率改进性质。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工业外包，生产性服务业开始了大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也基于信息化的推动，生产性全球化的分工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实施，虚拟一体化发展迅速，从而建构了全球生产性服务贸易体系。很多跨国公司进行了制造业外包，总部提供研发、品牌管理、传播和信息管理系统；有的只提供分销渠道、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了规模-效率推动的一个典范。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匹配的云服务、大数据分析和网络社区崛起，全球为“人”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也开始迅速地可贸易，而且这一趋势发展得非常迅速，因为大量的为人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无需物流，其可贸易的水平比商品贸易更完全。

　　人们最早感受的是金融服务业，etrade，施瓦布等全球网络经济商的发展，一键全球下单。国内也出现了余额宝等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规模效率快速提升，而且发现其规模-效率的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余额宝加盟基金行业后，其控股的天弘基金一年之内就成为了基金行业的第一。

　　而美国现在推动的慕课（MOOC）教育，2012年上线的cousera课堂当年提供了350课和405万的注册用户，和80所学校合作，构造了全球一体化的教育，一门《宏观经济学》有二十几万人注册听课并获取学分。

　　医疗诊断、监护和精准医疗等都是基于大数据、可携带设备和基因分析等完成的，也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规模水平产业；而过去身临其境的篮球、娱乐等，现在在虚拟现实中也得到直接感受，突破地域瓶颈。

　　电子竞技崛起的体育赛事本身具有了全球化规模，一款英雄联盟的中国区冠军奖金100万美元就达到传承百年的全球高尔夫大师赛的奖金水平，可见规模-效率在服务业中的显现。

　　电影、音乐、电子图书（Kindle）已经是100%的服务业了，金融、信息服务、教育、医疗、文化娱乐体育等现代服务业占美国的GDP比重超过50%，这些产业基于互联网几乎是100%的可贸易产业，其规模效率提升速度明显。

　　现代服务贸易性质当然涉及到很多障碍，如统一的服务规则、主权国语言、文化等意识形态约束、知识产权保护等。现代服务业一旦成为了100%可贸易品后，服务贸易集中度会大为提高，而且现代服务业是基于高人力资本的，其竞争优势又会回到人力资本积累雄厚的国家。

　　目前国际上正紧锣密鼓推进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BIT（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等区域经济合作谈判，都是在关贸总协定后进行的旨在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谈判。涉及四大方面：一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强调放松管制、公平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减少壁垒。强调合作和制度创新，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三是全面开放，强调自然人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四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市场融合和规则一体化，从而促进服务业的贸易水平提高。中美BIT谈判核心负面清单也是基于服务业开放问题，可见全球贸易已经从以商品贸易完全主导逐步转向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并行的过程。

　　在大国中，美国是服务贸易的顺差受益者，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很大，日本至今仍是服务贸易逆差。中国服务业已经占主导地位了，但中国的服务业竞争力非常低，贸易逆差会继续扩大，从旅游、教育，现在到了医疗、体检等，如果不能基于全球互联网革命，并积极改革现代服务业现有的管制状态，我们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贸易化的浪潮下会再次落后。

　　当前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部门，科教文卫，城市公共服务、养老机构、体育都是非市场化的，属于事业单位，完全是公共供给，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越来越不适应，看病难、上学难、停车难、养老难等等，这些成为了中国现代服务业转型的困难所在。事业单位改革、放松管制是突破服务业转型的关键，否则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国外的公司可以利用更好的网络挤占你的市场需求，因为本地不能满足，可以得到海外的满足，学位不用中国的，而是国际的，医疗诊断也同样如此。

　　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空间所在，积极改革和放松管制才能为国内互联网公司创新提供足够发展空间，也才能突破中国转型发展的瓶颈，在全球服务贸易中获得领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