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对经济革命缺乏权威性定义和共识，但应该是指因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带来经济增长质的飞跃和经济规模持续扩张。

　　●材料与能源、信息并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未来世界经济能否突破发展陷阱，取决于三大支柱能否出现标志性革命。

　　●科技革命已经沉寂60余年，中国已然错过了前三次，若能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就有机会在较短时间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认为，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并没有摆脱本轮经济危机的影响。从历史规律上看，科技进步在经济周期转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次危机之后的真正恢复与新的增长支撑形成，有待于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组织模式和效率等经济基础发生革命性突破，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来到这一突破的关键时间窗口。”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材料创新、能源利用、智能经济以及效率革命将发生革命性突破。

　　经济恢复有待发生革命性突破

　　本轮经济危机发生至今已历七年，从最初的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这种多米诺模式引起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分化，破坏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这次危机经济衰退持续时间长，目前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黄志凌表示，七年来，各国努力从危机中走出，但总体而言，复苏是艰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各种方法手段都被使用，经济发展仍然处在找方向阶段，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并没有摆脱危机影响，既未能确立新的运行模式，也没有找到能够接棒支撑经济增长的新方向。

　　经济危机往往是孕育诞生重大科技突破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投机走到尽头，创新动力开始激发；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所需的各项要素成本降低，新科技应用于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包括金属、能源、各种物资等，也都不断降低价格。1825年经济危机带来了蒸汽动力火车；1857年经济危机孕育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细胞学等，随后带来的电力发明以及现代生物医药产业；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二战孕育了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70年代的经济低潮则催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当前正处于本轮经济危机的后期，很有可能孕育突破性的科学技术成果。

从历史规律上看，科技进步在经济周期转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次危机之后的真正恢复与新的增长支撑形成，有待于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组织模式和效率等经济基础发生革命性突破。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来到这一突破的关键时间窗口，虽然我们还不能准确判断这一革命性突破的方向，但材料革命、能源革命、智能革命及效率革命将带来的“基础推动效应”，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须紧紧把握住这一历史性战略机遇。

　　黄志凌称，观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波浪式前行、螺旋式上升并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经济台阶，应该是一般规律。社会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之前，往往会出现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习惯上称为“发展陷阱”，而突破“发展陷阱”有待于经济革命。关于经济革命，目前虽然缺乏权威性的定义和共识，但应该是指由于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带来经济增长质的飞跃和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由于推动经济革命的关键因素是科技，我们习惯于把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变化称为科技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但其实质和结果都是经济革命。

　　观察近250年来人类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周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上行期的长度取决于经济基础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推动力能够维持多久，技术进步越具有革命的性质，推动的经济上行就越长；同样，经济下行以至于衰退期的长度也取决于新的具有革命性技术进步酝酿的时间长短。

　　黄志凌认为，世界经济一直在循环着这样的运行周期：诞生重大科学技术突破→重大科技突破与资本结合并完成产业化→技术进步效应向经济各个领域延伸→形成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撑并带来经济基础和运行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经济发展呈现全球性的“趋势一致性繁荣”→经济泡沫化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技术创新动力衰减→重大科技突破的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在原有技术基础和模式上停滞不前、增长陷入胶着→滋生严重的生产过剩、信用违约、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从长周期看，第一次科技革命前后经历蒸汽机和铁路两波高潮，至第二次科技革命间隔9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前后经历电力和内燃机，与第三次科技革命间隔70年，相距越来越短；自20世纪中叶至今，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历经原子能、航天、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互联网两个阶段，历时60余年。20世纪上半叶奠定的科学技术基础已经无法承担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担，其带来的增长周期到网络科技泡沫破灭已经走到尽头，这时原本应该已经来到诞生新科技革命的窗口。

　　四大领域将发生革命性突破

　　虽然对于现在处于第几次产业革命以及德国工业4.0算不算工业革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各个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第一次主要是蒸汽机，第二次涉及电力、汽车、现代医药等，而到第三次更是分布到信息技术、航天、原子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众多领域。第四次革命性突破会发生在哪些领域？黄志凌认为，综合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和大型财团的战略动向，材料创新、能源利用、智能经济以及效率革命将共同构成未来经济基础的革命性突破方向。“材料与能源、信息并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世界经济未来能不能突破发展陷阱，取决于这些支柱能否出现标志性革命。”他表示。

首先，材料革命。材料的发展，不仅事关生产力革命，而且还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的进化、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新材料是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的革命力量，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先导，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新技术的发现和某种新产品的研制成功，都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美国把新材料列为影响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六大类关键技术之首，把材料科学与工程视为与技术进步、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的启动技术给予更加充分的重视。可以说，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规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其次，能源革命。能源在经济系统中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能源革命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扮演关键角色。实现能量的转换和利用，创造了迄今文明史。这是从摩擦取火到制造蒸汽机，从电力使用到核能利用，直至创造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为止的历史时期。从化石能源到电力能源，再到原子能，人类能源使用方式和技能的提升以及新能源种类的出现，都与经济革命相伴相生，未来也不会例外，能源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必然会成为重点内容。

　　从技术突破的紧迫性来看，当前能源领域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不可再生，而其消耗速度又在不断加快；化石燃料带来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已经到了令全人类无法容忍的地步；核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新型能源产业的兴起给人类充分并合理利用新能源增强了信心，也为人类描绘出未来能源供给的宏伟景象。”黄志凌说。

　　第三，智能革命。智能经济是指借助各种技术，减少经济活动对人这一要素的依赖，真正实现经济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自主运行、自我优化。它将使单位产出率大大提高，从而实现经济飞跃。社会生产生活将更加精细化和精准化，资源利用将更加集约化和高效化，决策判断将更加具有前瞻性。

　　实现智能的转换和利用，将使人类文明史出现伟大转折，开创后文明时代。这是从智能机器的制造到广泛作用，引发智能“核爆炸”，使人的智能及机器智能的潜力最大限度迸发出来，导致社会发展智能化，创造出智能社会的历史时期。后文明的新篇章是由智能人与智能机共同谱写的。

　　在技术突破的支撑下，未来智能经济将深入人类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和元器件将嵌入到电网、公路、铁路、交通设备、供水系统、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带来基础设施智能化、智能电网、智能教育、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环保、智能医疗、智能水利等全方位变革。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智能手表、智能手机、智能皮肤等等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智能创新永远在路上，在智慧地球理念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第四，效率革命。提高生产效率一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提高生产效率，必须进行技术变革、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改进。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应运而生，将使生产和组织效率取得革命性突破，对人类经济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效率革命重点在于提高物流效率、金融服务效率和政府效率，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工业生产的实质则将各种要素组合转化成产品和服务，在要素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能得到多少产品和服务，其中的关键就是效率高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在哪个阶段，提高生产效率一直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而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变革外，体制改革、生产组织、流程再造和管理机制的改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黄志凌认为，效率革命在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也拥有充足的技术支撑。比如，依靠互联网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调度效率和物流设施设备利用率，降低物流成本；依靠互联网虚拟渠道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仅可以使银行减少网点建设和机器设备购置的投资成本，而且还能够压缩服务中介环节，提升服务效率；集中互联网上的人力、智力和财力，进行住房小区、智慧家居设计、建造和销售，甚至可以无须房地产公司的参与，大幅降低成本。

　　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变革的另一个重大趋势是，在互联网、智能化机器设备的支撑下，前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的集中生产经营活动模式将重新回到分散化模式，这些分散化、扁平化的生产单元将彼此互联合作，构成相互协同的庞大网络，能源、资源等将更加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未来产品设计可在硅谷，制造在德国、组装在中国、消费在美国，国际分工不再传统守旧，而是效率革命下的全球协同协作。

　　我国应实施三大战略

　　审视历史，在全球大国格局演变中，科技革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一次科技革命造就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发源地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黄志凌认为，当前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面临最好的历史契机。科技革命已经沉寂60余年，前三次我们都错过了，未来如果能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就有机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为了抓住新科技革命，我国应实施三大战略。

　　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战略。中国需要加快工业更新升级，尤其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传统工业升级换装，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一环，才能巩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只有加快工业更新升级才会为中国工业提升价值空间、积攒技术创新空间奠定基础，并为材料革命、能源革命、智能革命、效率革命的中国化生根发展提供土壤。先进装备制造，应着眼于全球工农业生产的高端占领、国防工业的自给自足以及军民工业的深度结合，瞄准航空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业、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五个领域，大力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继续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战略。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硬件环境。智能经济革命需要优秀的信息基础设施作硬件保障，比如宽带网络、无线设备等等。应该说，2010年以来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强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对于提升社会经济效率起到无法估量的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涵盖技术多、应用范围广，与传统行业结合的空间大，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将远远超出本行业的范畴，应该继续加大投资强度。

　　全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战略。我国已经明确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